下一次石油危机不会是最后一次。

胡塞武装已占领也门红海沿岸、摩卡港以及将狭窄的曼德海峡一分为二的佩里姆岛。该组织目前控制着可以监视或威胁世界上最重要的航运路线之一的战略要地。

正常情况下，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警惕。但位于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早已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沙特阿拉伯更加依赖其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从海湾输送到红海的出口码头。随后，这条输油管道本身也遭到了袭击。

沙特阿拉伯输油管道的暂时关闭，完美地诠释了化石燃料固有的不安全性。当霍尔木兹海峡变得危险时，石油就得穿越沙漠运输。当曼德海峡变得危险时，油轮就得考虑绕道好望角。而此时，这条替代路线本身也成了攻击目标。

每一种方案都降低了一种风险，但同时也增加了距离、成本以及另一处需要保护的基础设施。问题不再仅仅关乎一条海峡、一个民兵组织或一场战争，而是关乎一个能源系统，该系统需要每天跨越不稳定的边界和狭窄的水道运输大量的可燃材料。

紧急情况的名称一直在变化。

能源市场往往将每一次供应中断都视为特殊事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将其天然气管道武器化是特殊事件。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是特殊事件。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是特殊事件。对管道、液化天然气设施和油轮的袭击也是如此。美国向欧洲施压，要求其购买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这被视为贸易政策，而非能源安全脆弱性的表现。

但经过足够多的例外情况，一种模式应该会逐渐显现。欧洲几十年来不断加深对廉价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依赖。2022年莫斯科削减天然气供应后，价格飙升，各国政府纷纷争相填满天然气储存设施并建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随后，对俄罗斯的依赖部分被对美国的依赖所取代。

这种转变改善了供应多样化，在危机期间是必要的，但它并没有带来独立性。

随后，美国将能源采购纳入更广泛的贸易谈判。根据一项2025年框架协议，欧盟承诺在三年内促成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采购，这是一个布鲁塞尔无法直接控制的庞大数字。

这与俄罗斯关闭输油管道的情况并不相同，美国也仍然是截然不同的合作伙伴。但这揭示了同样的结构性现实：谁控制了欧洲日常所需的燃料，谁就能对欧洲的决策施加影响。

依赖程度虽已改变，但机制却未变。2024年，约有2000万桶/日的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约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五分之一。2023年，曼德海峡的石油日运输量约为870万桶。改道运输会使航程延长数周，消耗更多燃料，并增加保险和运费成本。

消费者感受到的这套体系体现在加油站的油价或取暖费账单上。然而，从战略角度来看，它代表着权力永久性地转移到了生产商、过境国、武装团体以及任何有能力威胁连接它们的路线的势力手中。

战略储备换来的不是独立性，而是时间。

欧洲和亚洲并非毫无防备。各国政府维持着战略储备，液化天然气货物可以重新调配，海湾以外的生产商也可以增加供应。备用管道和港口也提供了重要的灵活性。

这就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供应中断都会立即导致物资短缺的原因。

但这些缓冲措施并不能改变根本模式。储备一旦使用就会消耗殆尽，改道的油轮必须从其他地方调配，剩余产能也属于其他生产商。如果危机持续，对有限燃料的竞争将会卷土重来，只是价格会更高。

今年的冲突造成了国际能源署所称的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供应中断，甚至超过了 1973 年的危机。

合乎逻辑的应对措施不是放弃储备或替代路线，而是减少依赖这些储备或替代路线的基本服务数量。

电气化消除了每日燃料运输的需求。

电动汽车不会在意曼德海峡是否开放。热泵也不需要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下周二才到。即使运输它们的船只早已离开，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仍能持续发电。

可再生能源需要电网、储能设施、备用容量和大量的矿产资源。它并不能消除地缘政治因素。

相反，它改变了风险发生的时间和严重程度。石油和天然气是消耗性资源。如果供应中断，化石燃料资产最终会停止运行。相比之下，矿物是嵌入设备中的。短缺可能会延迟新电池、电网或涡轮机的生产，但不会影响已安装设备的运行。此外，许多矿物材料还可以回收利用。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正如国际能源署所指出的，石油危机影响到每一位使用燃料的驾驶员，而矿产短缺主要影响新设备的供应。

因此，欧洲应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电动交通、热泵、电池、电网和需求侧灵活性的投入。欧盟委员会估计，加快清洁能源部署到2030年，每年可使欧盟的化石燃料进口支出减少1300亿欧元。

这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支出，更是购买战略自由的代价。

欧洲绝不能用一个垄断企业取代另一个垄断企业。

显而易见的反对意见是，欧洲有可能从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转向从中国进口太阳能电池板、电池、磁铁和加工矿物。

这种风险是真实存在的。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供应超过60%的精炼锂和钴，以及约80%的电池级石墨和稀土元素。如果欧洲缺乏有效的能源制造或维修能力，就不能称其能源系统独立自主。

但解决之道并非继续依赖化石燃料，而是要以与发电技术发展同等速度的速度，推进能源转型所需的物质基础建设。

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实现10%的国内开采、40%的国内加工和25%的国内回收利用。欧洲应加快负责任的采矿进程，并深化与乌克兰、西巴尔干地区、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欧洲需要加大对精炼、阴极材料、磁体、电池芯和回收利用的投资。

这条供应链本身就存在环境和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它必须实现多元化、规范化和循环利用。然而，进入这条供应链的材料能够形成可产生或储存能源多年的资产。它们并非一次性燃烧后就被下一批货物取代。

最后一次化石燃料危机不会主动宣告。

胡塞武装的推进十分危险。各国政府需要保护航运安全，稳定市场，防止也门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但如果将这场危机仅仅视为又一次航运紧急情况，就会重蹈覆辙，犯下与以往每一次石油危机一样的根本性错误。

总会有另一个不稳定的生产商，另一个愿意利用能源作为筹码的供应商，另一条受损的输油管道，另一个受到制裁的出口国，或者另一条存在争议的战略通道。地理格局在变化，但依赖关系却始终存在。

欧洲和亚洲无法控制每一条海峡、每一种政治制度或每一场战争。但它们可以控制自身繁荣对途经其间的燃料的依赖程度。

下一次石油危机已经来临。真正的目标应该是确保更少的消费者注意到下一次危机的到来。